而邓名的行动同样让张长庚感到了自己的力量，即使是狡诈勇猛如邓名，也需要客客气气地和自己讨价还价。邓名越是有节制地使用武力和威胁，张长庚就越能感到对方对自己掌握的权利的需要和依赖，这种感觉与日俱增，但在蒋国柱送来书信前却没有觉醒。
当看到蒋国柱的书信后，张长庚才猛醒过来。湖广总督衙门的权利已经不完全属于清廷所有，而正在变成他的私有财产，不但邓名依赖他，代理两江总督的蒋国柱同样有求于这股权利。甚至北京的清廷，也会需要张长庚的权利——他不再是单纯的清廷在湖广皇权的代理人。
“天下久分必合、久合必分，我熟读史书，按理说皇明统治海宇三百年，后面该有个多则二百年、少则百年的诸侯割据才对啊，大清这么快就一统海内了，这明明不合道理嘛。”张长庚坐在自己的椅子上，可以看到衙门前肃立的士兵。在胡全才时代，若是巡按求见，总督也无法拒不相见；不用说巡抚这样的高官，就是知府的任免也不是胡全才说了算，而是朝廷的授意。但最近这半年来，巡按再也没有在张长庚面前说三道四的资格，湖广总督的任命朝廷一概背书。周培公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一个武昌知府的任命，朝廷二话不说就同意了，现在就是张长庚想保举周培公当湖北巡抚，想必朝廷也不会反对。
不过六个月独断专行的时间还是太短了，张长庚被自己刚刚生出的念头吓醒了：“我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朝廷管不过来是因为郑成功大闹江宁。现在达素已经带着重兵去剿灭闽贼了，大将军手下可是有好几万绿营精锐的，还有禁旅八旗，我要是不安分，他从福建回来，一下子就能把我给平了。”
恋恋不舍地收起刚才的幻想，张长庚又开始斟酌应付朝廷的对策。整个战略没有什么变化，依旧是联合两江总督衙门和漕运总督衙门，能瞒就瞒，瞒不住就搞法不责众，反正自己没有向明军倒戈，大节是没有亏的，委曲求全都是不得已。
……
才回到知府衙门，卫兵就报告有一位四川来人求见。
“于佑明，成都工业银行行长。”周培公念了一遍名片，他听说这个人手中有邓名留在武昌的负责人的荐书，就让卫兵把来人带到花厅用茶。整理了一下官服后，周培公就来到花厅会客。
“于行长。”周培公言语非常客气，他根本不知道银行是什么意思，也不懂得行长是什么官衔。
“见过周知府。”于佑明也一丝不苟地行礼。
上次邓名组建常备军的时候，于佑明没能入选。对于这些不符合常备军要求的浙军军头，邓名都给了退伍将官的待遇，也就是同举人的津贴，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预备役军官的身分，据邓名说以后会有大用。
但这次征召部队出征江南时，于佑明这些预备役军官并不在征召之列，带走的都是常备军的军官。于佑明等人依旧没有任何具体工作，他拿着津贴无所事事，除了锻炼身体就是在熊兰下班后找他聊天——之前和刘晋戈的冲突倒是让于佑明和熊兰结下了一些战斗友谊。
川盐生意对成都的经济无异于一针兴奋剂，带动了工具制造业和银行业的发展。于佑明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本来就闲得无聊，见银行业红火，就和其他一些同样清闲的人合伙办了个银行。
“我是在安庆时追随提督的，蒙提督不弃，受命执掌一军，到了成都后卸下军职，然后就当上了这个行长。”于佑明简单地对周培公叙述了一番自己的经历。
“唔。”周培公心中对来人的身分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：邓名的心腹将领，卸下军职大概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此次来武昌多半也是有邓名的授意。
“我可得认真应对，不要再被邓提督给坑了。”周培公立刻打起十二分精神，聚精会神地等着于佑明的下文。
“听说武昌这里的商行需要欠条，我此次正是为此事而来。”于佑明虽然买了一个银行经营许可证，但在成都却没有能开展什么业务。
不过在和熊兰、秦修彩的闲聊中，于佑明探听到了很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邓名有意卡住武昌的脖子，划拨出一批只允许用欠条购买的食盐，用这批货物吊起武昌的胃口后，再购买一些成都需要的物资。
前不久这个消息又有了升级版本，熊兰和刘晋戈都收到邓名派回的使者的通知，称武昌除了食盐外，还有一批其它的货物，也都是需要用欠条购买的。邓名的计划是，让武昌用船只、生铁交易欠条，然后再用欠条交换这些他故意囤积的货物。邓名此举除了帮助成都获得需要的物资外，也想趁机扶持成都的水运贸易商行，货物定价中就有给商行预留的高额利润。
具体操作问题邓名并没有详细交代，让成都见机行事。他的预想就是组建一些商行，让他们从事这种贸易。但邓名的计划到了成都后，立刻就被他留下的官员按照各自的设想修改了。
刘晋戈时刻牢记着邓名让他发展成都工业的指示，所以定下调子，凡是成都能够自己生产的都不能进口，以免破坏成都商行的生产积极性。根据这个指导思想，刘晋戈认为农具、粮食都不在收购之列，甚至就连进口耕牛、马匹也需要详细的论证，以免冲击成都马行的养殖热情。为了保护本土产业，刘晋戈还发下禁令，不允许进口货物在市场上出售。
而熊兰不愿意发行更多的欠条，虽然邓名说过放宽限制，但他牢记那句“曹操的粮官”的威胁。在熊兰看来，现在武昌执行的记账式交易很好，不打算给武昌运去真的欠条，最好连一元也不要放出都府，免得他难以掌握。在熊兰的设想里，最好就是从武昌运一批货回来，在成都销售后，所得的欠条缴入官府，然后发给一个凭证，再送回武昌凭此取货。
至于秦修彩，他最关注的是税务局能够抽到多少税，力主由税务局垄断这笔进口贸易。秦修彩全力支持熊兰的计划，声称他的税务局可以负责出具熊兰口中的那个凭证。
不过秦修彩的计划并不完全符合熊兰的利益，他希望私人银行能够从中牟利，来提升自己的政绩。同样，这个计划也不符合刘晋戈的设想，他担心银行为了牟利会侵害他扶持工业的大计，从而让邓名对他的工作不满。
由于三方扯皮，武昌的货物越堆越多，但成都方面却没有商行有兴趣、有能力展开进口贸易。
利用和熊兰、秦修彩的私人关系，于佑明极力说服了他们，背着刘晋戈让成都工业银行从事这个买卖。整套流程就是于佑明在武昌购买货物，但是不支付欠条，而是由随行的税务局副局长朴烦出具凭证给武昌的货物总管入账。等这些货物销售换得欠条后，一部分纳税给税务局，另一部分成为工业银行的利润——邓名在定价中给私人商行预留的利润是很明显的，成都央行和税务局都迫切想从中分一杯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