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考试的一天终于到了。第一门考的是几何。发的试卷上都盖了图章，三十五分钟解习题。我看看黑板上的试题，全会做。再瞧瞧那几个中学生，一个个傻了眼，都在绞脑汁呢。
愁眉苦脸，龇牙咧嘴的，又好像他们椅子上有人钉了几只尖木桩，坐也不是，不坐也不是。沙拉蓬那个汗哪，劈里啪啦往下掉。他那副傻瓜嘴脸，一只独眼溜东溜西的。我心里寻思，狗娘养的，这可不像你拧姑娘大腿那么容易。”
阿廖沙笑得喘不过气来，又接着说下去：“我解完了题，站起来，准备交给教授。苏哈里科和扎利瓦诺夫压低嗓门，老鼠似的吱吱叫唤：‘递张小抄过来。’“我径直朝桌子走去，路过切博塔里身旁。他在小声咒骂我，骂得可难听了。两天下来，他们各得了四个两分，退出了考试。我沉住气继续考。他们在干什么呢？有一次苏哈里科来找我，说：‘别在这里泡啦。我们私下里从老师那儿打听到，你有两个两分。反正考不取。跟我们一起报建筑专科学校吧，那里容易取。现在还来得及。’我差点信了他的话，不过并没有放弃考试。反正只剩下两门了，考完再说。结果呢，他们是糊弄我。我考取了，他们几个进了专科学校附设的二年制技校，这样就可以蒙骗家里人。入学没有要他们考试，因为技校只要求中学二年级的文化。他们领到了学生证、免票卡。如今哪条铁路线上都少不了他们。跑单帮，投机倒把，腰包塞得鼓鼓的。有了钱就大吃大喝。在城里已经搬了三次家。
到哪儿都闹事，酗酒，让人家撵出来。尤林也尽量躲着他们，他进了建筑专科学校。”
走廊上越来越挤。人不断往大教室去。保尔和阿廖沙也往那里去。路上，阿廖沙又想起了什么，笑得喘不上气来，说：“前不久尤林顺路去看他们。他们在赌牌。尤林也凑热闹，没想到赢了。你猜怎么着？他们把他的钱抢过去，还狠揍了一顿，又赶出了门。这真叫活该。”
宽敞的大教室里，会议一直开到半夜，做争取多数人的工作。扎尔基发了三次言。去建筑工地的事，多数学生听都不想听。身穿校服、戴着锤子领章的学生叫喊起哄，两次破坏了投票。扎尔基在这里没有依靠对象。两个团员对五百个学生，学生中三分之二又都是“爹妈的宝贝疙疸”。民主空气最好的是一年级，那里的头是阿廖沙。机械系一年级的头达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。他是一个长着一对充满幻想的眼睛的青年。这两个年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学校团支部才答应派四十名学生去修铁路。
最后几只工具箱搬上了火车。乘务员也都站到了各自的岗位上。天下着蒙蒙细雨。丽达的皮夹克湿得发亮，雨珠像小玻璃球一样从上面滚下来。
丽达在送别托卡列夫，她紧紧握住老人的手，轻声说：“祝你们成功。”
老人的眼睛从灰白的长眉毛下面亲切地看了看她。
“是呀，真他妈的给咱们找麻烦。”他咕哝了一句。“你们在这儿看着点。要是谁跟我们扯皮，你们看准地方，就给他们点厉害看看。这帮废物干什么都拖拖拉拉的。好了，孩子，我该上车了。”
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。就在他临上车前，丽达像是无意地问：“怎么，难道保尔不跟你们一起去吗？他怎么不在这儿呢？”
“他昨天就坐轧道车走了，跟技术指导员打前站去了。”
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站台匆匆朝这边走来，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安娜-博哈特，她把短外套很随便地披在身上，纤细的手指夹着一支熄了的香烟。
丽达注视着这三个人，又向托卡列夫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：“保尔跟你学得怎么样？”
托卡列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：“什么学得怎么样？那小伙子不是一直归你管的吗？他常跟我提到你，夸起来没个完。”
丽达仔细听着，有点不大相信老人的话。
“是这样吗，托卡列夫同志？他说他跟我学过的东西，都要上你那儿再学一遍。”
老人大笑起来。
“上我那儿？……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过。”
汽笛响了。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：“乌斯季诺维奇同志，你放我们的大叔上车吧，这样不行啊！没有他我们可怎么办呢？”
这个捷克人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是一看见走到跟前的那三个人，便不再做声了。他在瞬息间同安娜的不平静的眼神接触了一下，看到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，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便迅速离开了车窗。
秋雨打着人们的脸。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，在低空慢慢移动。深秋，一望无际的森林里，树叶全落了。老榆树阴郁地站着，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。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，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。
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。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。路基周围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。
讨厌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直响。路基两旁的人们狠劲地挖着土。铁器发出沉重的撞击声，铁锹碰着石头，铿然作响。
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，又细又密，下个不停。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。雨水也冲走了人们的劳动成果，泥浆如同稠粥从路基上淌下来。
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，但是人们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开工地。
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，不断伸向密林深处。
离车站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，凄凉地立在那里。里面的东西，凡是撬得下、拆得开、砸得动的，早就被洗劫一空了。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；炉门成了黑窟窿。房顶也破烂不堪，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。
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。每天夜里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、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。大家在门口拧衣服，脏水一股股流下来。他们用最难听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。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，他们紧挨着睡在上面，相互用体温取暖。衣服冒着气，但是从来没有干过。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，滴落到地上。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。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。
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。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，就到工地上去。午饭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。
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。
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-尼科季莫维奇-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，脸上有两道很深的皱纹。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，但是很壮，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。